2008年對于中國來說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年份。

　　那一年5月12日，四川汶川縣發(fā)生8.0級大地震，全國哀悼。

　　3個月后，中國成功在北京舉辦了首次夏季奧運會，舉國歡騰。

　　一個月后，神州7號載人航天飛行圓滿成功，中國宇航員首次太空出艙。

　　然而，除了這些，那一年還發(fā)生了一件牽動萬千家庭的大事。

　　2008年8月2日，就在北京奧運會即將開始的6天前，

　　河北省石家莊市政府官員接到了當地巨頭企業(yè)三鹿集團高管的一通電話。

　　電話中，三鹿集團表示在他們所收購的原料奶中發(fā)現了有害物質三聚氰胺，

　　請求市政府幫他們管控媒體，避免此時炒作帶來的一系列負面影響。

　　出了問題，企業(yè)不想著去解決問題，而是一味隱瞞就已經夠離譜的了。

　　更離譜的是石家莊市政府真的答應了他們的無理要求，

　　一直拖到了9月9日，才向河北省政府報告了此事。

　　隨后，9月13日，

　　國務院啟動國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級響應機制，應對這場奶粉危機。

　　截止到2008年底，2240萬兒童接受了篩查，累計報告患病兒童29.6萬人，

　　住院治療52898人。這些冰冷的數字背后是一個個支離破碎的家庭。

　　龐貝城不在一天之內建成，但毀掉它，一場火山噴發(fā)便已足夠。

　　“三聚氰胺事件”在一個月不到的時間里就把中國經營多年的奶粉產業(yè)打成了粉碎性骨折。

　　從那之后，中國奶粉市場便成了外國品牌的天下jinnian金年會。

　　中國家長對國產奶粉的信任感蕩然無存，直到今天，

　　“三聚氰胺”依舊是國產奶粉身上撕不掉的標簽。

　　當年究竟發(fā)生了什么？為什么「違法添加三聚氰胺」會成為奶粉行業(yè)的潛規(guī)則呢？

　　今天咱們就來全面復盤14年前的毒奶粉事件。

　　絕望的父親

　　2008年，北京一位名為郭利的父親帶2歲的女兒去醫(yī)院檢查，

　　發(fā)現女兒“雙腎中央集合系統(tǒng)內可見數個點狀強回聲”，這是腎臟中毒的特征。

　　很快，進一步的檢查結果出來了，醫(yī)生告訴郭利，女兒不幸患上了雙腎結石。

　　郭利拿著一紙診斷書猶如晴天霹靂。

　　此時，奶粉安全問題已經在全國鬧得沸沸揚揚。

　　郭利對于女兒為何會遭受這場無妄之災的原因已經猜到了七八分。

　　他拿著家中還剩的幾袋施恩奶粉，自費去做了檢測，

　　結果發(fā)現奶粉中三聚氰胺的含量超標130多倍。從此郭利走上了艱難的維權之路。

　　郭利1974年生于北京中產家庭。父母都是知識分子，父親從事外事翻譯工作，

　　母親做行政秘書。從小郭利的英語就非常好，尤其是口語。

　　成年后，郭利從事英語和德語的同聲傳譯工作。

　　21世紀初，年薪就高達百萬。2006年，郭利的女兒出生了。

　　中年得女的郭利，恨不得將全世界最好的都給女兒。

　　他特地挑選了聲稱“奶源100%進口”的施恩牌奶粉。

　　施恩奶粉是雅士利集團旗下的品牌，當時在高端配方奶市場獨占鰲頭。

　　郭利是個較真的人，發(fā)現施恩奶粉三聚氰胺嚴重超標后，

　　他甚至親自跑到美國去調查背后的真相。

　　結果發(fā)現所謂的“進口奶源”根本就是在欺騙消費者。

　　雅士利在美國只是注冊了一個空殼公司，沒有生產設施，更沒有員工，

　　美國公司的地址不過是一個廢置的車庫。

　　郭利將收集到的證據拋給了媒體，一時間施恩奶粉成為眾矢之的。

　　為了挽回聲譽，雅士利集團被迫公開道歉，

　　并在2009年6月13日和郭利簽訂協議，賠償了郭利40萬元。

　　郭利本以為這場風波就此結束，可沒想到更大的災難正等著他。

　　2009年6月25日，北京電視臺播出了郭利的采訪片，

　　題為《一個男人，如何讓施恩奶粉低頭》。影片介紹了郭利維權的過程。

　　雖然郭利接受采訪是在與雅士利簽訂和解協議之前，

　　但這期節(jié)目依然被雅士利認為是郭利在拿到40萬賠償后舊事重提，

　　想繼續(xù)利用媒體制造負面新聞。

　　4天后，郭利接到了雅士利的電話，對方竟然提出可以再次賠償，

　　還說連雅士利的老總也想見見郭利。郭利沒有想太多，就去面談了。

　　談的過程異常順利，雅士利公司甚至還鼓勵郭利找各種理由多要賠償。

　　就這樣，雙方再次簽署了300萬的賠償協議。

　　協議雖然是在北京簽的，但雅士利公司要求在杭州交割賠償款。

　　然而，這邊郭利一到杭州就被警方帶走了。隨后郭利以“敲詐勒索罪”被起訴。

　　郭利這才意識到，自己是中圈套了。

　　2010年1月，潮安縣法院一審判處郭利有期徒刑5年。郭利不服，提出上訴。

　　次月，潮州市中院作出二審裁定，駁回郭利的上訴，維持原判。

　　在這個過程中郭利的律師張燕生為他四處奔走。

　　張燕生曾經做過法官，重要的是她為人正直、剛正不阿，

　　她后來還擔任了念斌投毒案的代理律師。

　　但是胳膊還是擰不過大腿。雅士利的老板張利鈿當時可是全國人大代表，

　　他隨手給司法部發(fā)了一封信，要求司法部查郭利的代理律師張燕生，

　　說這個女人故意散步對我司的不利的言論，煽動媒體，還給張燕生扣了一頂大帽子：

　　危害國家安全。司法部一看這得查啊，可查來查去，沒查出來張燕生的問題，

　　反倒是郭利案疑云重重。中央知會了廣東省高院。

　　2011年，廣東省高院指令潮州市中院再審此案。

　　可潮州中院再審的結果依然是維持原判。

　　郭利在監(jiān)獄里拒不認罪，一直堅持維權，被認為是不愿悔改，

　　結果一天刑都沒減，坐滿了5年牢，于2014年7月22日被釋放。

　　故事到這兒并沒有結束，郭利只是數十萬毒奶粉受害者中的一個。

　　他控訴的雅士利集團也只是那場三聚氰胺風波中的配角。

　　真正的主角是當時奶粉產銷量連續(xù)十五年保持中國全國第一，

　　市場份額高達18%的乳業(yè)巨頭三鹿。

　　大廈崛起

　　1942年，河北省正定縣的一個普通農民家里，一名女嬰呱呱墜地。

　　父母給她取名田文華，而她就是后來親手將三鹿推向巔峰，

　　又拉進深淵的三鹿集團董事長。老田家一共有七個子女，田文華排行老二，

　　從小勤奮好學，是眾多子女中最上進的，也是最有出息的。

　　田文華小時候的志向是當一名醫(yī)生，但奈何家里條件有限，沒有那么多錢供她讀書。

　　最終田文華上了張家口農業(yè)專科學校，陰差陽錯的成為了一名獸醫(yī)。

　　畢業(yè)后，被分配到石家莊牛奶廠，負責給奶?？床?。

　　而在這個石家莊牛奶廠正是三鹿的前身。田文華秉持著「干一行愛一行」的態(tài)度，

　　在牛奶廠工作兢兢業(yè)業(yè)。

　　1983年，她被提拔為副廠長。

　　恰逢此時，國家出臺了一項奶粉配方母乳化的課題研究，

　　田文華很快就嗅到這背后的巨大商機，在廠長的支持下，

　　當時的石家莊牛奶廠順利地拿到了這一課題。

　　很快，牛奶廠被原國家輕工部列為了“母乳化奶粉”定點生產企業(yè)。

　　“定點”兩字，意味著只要母乳化奶粉研發(fā)成功，將來訂單是不用愁的。

　　1987年，石家莊牛奶廠原廠長退休，45歲的田文華被推舉為新廠長。

　　上任后，為了企業(yè)更好的發(fā)展，她將牛奶廠改名為“三鹿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并開始了她的超級品牌打造之路。

　　1993年，歷時10年三鹿終于成功研制出了能夠代替母乳的嬰幼兒奶粉。

　　該配方奶的批量生產使三鹿集團的業(yè)績一路高歌猛進，

　　在當年就登上了全國奶粉龍頭企業(yè)的第一把交椅，并且15年蟬聯銷量冠軍。

　　1995年，三鹿奶粉的推廣廣告在中央電視臺黃金時段播出。

　　三鹿成為了所有奶粉企業(yè)中第一個在央視投放廣告的。

　　不僅如此，三鹿還首創(chuàng)了“奶牛下鄉(xiāng)、牛奶進城”的城鄉(xiāng)結合的經營模式，

　　并在全國范圍內得到了迅速推廣。

　　奶牛養(yǎng)殖是整個奶業(yè)產業(yè)鏈最基礎，最核心的環(huán)節(jié)。

　　但養(yǎng)殖廠的建設和運營投資規(guī)模大、見效周期長，一直都是奶粉企業(yè)的巨大負擔。

　　在這種情況下，田文華首先采取了“輕資產”的策略：

　　將奶牛賣給有養(yǎng)殖經驗的農民，農民把牛養(yǎng)肥了，再把奶賣回給三鹿。

　　對于那些買不起牛的農民，三鹿會很大方地把?！八汀苯o他們，

　　但是讓農民用牛奶還債。為了方便收購來自各個散戶奶農的牛奶，「奶站」應運而生。

　　農民只需要把牛帶到附近的奶站，那里的工作人員會使用擠奶設備高效采集牛奶。

　　就這樣，一條從奶農到奶站，再到乳品企業(yè)的供應鏈形成了（奶農-奶站-乳企）。

　　在這樣的經營模式之下，乳品企業(yè)不需要耗費資金建立牧場，

　　也不需要聘請專業(yè)人員來喂養(yǎng)、照看奶牛，極大的降低了成本。

　　奶農也有了一條發(fā)家致富之路。

　　看似雙贏，但這條供應鏈卻有一個致命的漏洞，那就是缺乏監(jiān)管。

　　這也為之后的毒奶粉風波埋下了伏筆。

　　1998年，田文華被評選為全國政協委員，

　　后來又榮獲全國三八紅旗手、優(yōu)秀企業(yè)家稱號，享受國家特殊津貼。

　　2005年8月，三鹿被評為“中國500個最具價值的品牌之一”。

　　2006年《福布斯》雜志評選“中國頂尖企業(yè)百強”，三鹿是乳品行業(yè)中的第一名，

　　品牌價值高達149億人民幣。

　　同年6月，新西蘭最大乳制品企業(yè)恒天然，認購了三鹿43％的股份，

　　成為了三鹿集團的第二大股東。

　　三鹿也搖身一變，從一家民族企業(yè)成了有國際背景的中外合資企業(yè)。

　　2007年三鹿被商務部評為最具市場競爭力品牌。

　　商標也被認定為“中國馳名商標”。

　　同年9月2日，央視播出特別節(jié)目《1100道檢測關的背后》，

　　號稱記者帶著疑問深入三鹿10多天，

　　全面了解了三鹿奶粉從奶源到成品出廠的整個過程。

　　節(jié)目中，時任三鹿集團副總裁王玉良自豪的說道：

　　我們的檢測項目加起來超過1100項，奶粉的質量就是嬰兒的生命，也是企業(yè)的生命。

　　王玉良絕對不會想到，央視這檔節(jié)目播出僅一年后，他就被啪啪打臉，

　　三鹿這座帝國大廈轟然倒塌，毒奶粉風波席卷全國。

　　但事實上，早在風暴來臨的4年前，2004年，危機就已初現端倪。

　　初現端倪

　　2003年5月起，安徽省阜Fù陽市農村地區(qū)相繼發(fā)現嬰幼兒頭部腫大、體重減輕、

　　低燒不退的怪象，經有關部門檢查都是食用了劣質奶粉而重度營養(yǎng)不良所致。

　　此次阜陽“大頭娃娃”事件中，12名嬰兒被營養(yǎng)價值還不如米湯的奶粉奪去了生命，

　　229名嬰兒因為營養(yǎng)不良成了“大頭娃娃”。

　　2004年4月安徽省有關部門公布了一份偽劣奶粉企業(yè)黑名單，

　　45家奶粉生產商出現在了黑名單上，其中就包括三鹿。

　　很快，各地執(zhí)法部門責令三鹿嬰兒奶粉退出市場。

　　但奈何三鹿有通天的本領，僅在黑名單公布4天后，事情就出現了大反轉。

　　三鹿集團召開緊急新聞發(fā)布會，聲稱他們的奶粉沒有任何質量問題，

　　是阜陽市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員檢測失誤，誤報了。

　　隨后，阜陽市疾控中心向三鹿集團和媒體公開道歉。

　　阜陽市工商局、衛(wèi)生局、消費者協會三家單位在道歉聲明上蓋章，

　　火速把三鹿撤出“黑名單”。

　　國家食品藥品監(jiān)督管理總局、工商行政管理局、質量技術監(jiān)督局、

　　以及衛(wèi)生部四個部委聯合下發(fā)《關于“三鹿奶粉有關問題的緊急通知”》的文件，

　　要求各地執(zhí)法部門允許三鹿奶粉正常銷售。

　　從此，三鹿奶粉到底與大頭娃娃事件有沒有關系，成了一個無解謎題。

　　直到2020年，新華社海南分社副社長周立民發(fā)布的一篇題為

　　《震驚全國的大頭娃娃報道幕后 》的文章，

　　透露了這起事件背后更多不為人知的秘密。

　　2004年時，周立民是新華社安徽分社的一名記者，

　　他被稱為是披露“大頭娃娃劣質奶粉”為禍之烈的第一人。

　　文章中，周立民說，三鹿之所以能在那次事件中能夠全身而退，

　　是因為阜陽市政府感受到了來自上面的壓力。

　　而施壓的人正是到阜陽來的國務院調查組組長，

　　時任國家食品藥品監(jiān)督局局長的鄭筱萸。

　　2007年7月鄭筱萸因受賄罪、玩忽職守罪被執(zhí)行死刑。

　　“大頭娃娃”事件中的200多名受害嬰幼兒，并沒能喚醒三鹿集團的良知，

　　反而讓他們嘗到了自創(chuàng)的「掩蓋真相」式的危機公關的甜頭，最終釀成大禍。

　　大廈將傾

　　從2007年末開始，三鹿集團陸續(xù)收到消費者投訴，

　　說孩子在喝了他們家生產的奶粉后，尿液中會出現紅色沉淀物。

　　2007年11月，浙江泰順縣一位40歲父親王遠萍在超市購買了15包三鹿奶粉，

　　其中有兒童高鈣配方奶粉，也有中老年高鈣配方奶粉。

　　王遠萍的女兒13歲，孩子在喝了奶粉之后開始感覺不舒服，

　　腹瀉、小便里有淡黃色顆粒。起初王遠萍覺得只是偶然，但后來發(fā)現，

　　孩子只要不喝奶粉就沒事，一喝奶粉就有癥狀。

　　王遠萍以為自己買到了假貨，他撥打了三鹿奶粉的服務熱線，

　　廠家讓王遠萍郵寄兩包未拆封的奶粉送檢。

　　可沒想到檢測結果竟然是這些奶粉都是真貨，而且質量沒有問題。

　　但這奶粉明顯不對勁啊，王遠萍開始心里打鼓。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發(fā)生，

　　王遠萍從電視上看到三鹿集團捐贈了價值900萬的奶粉給災區(qū)的孩子。

　　5月20日，王遠萍在天涯論壇發(fā)了一篇題為《這種奶粉能用來救災嗎？》的文章。

　　此帖正式撕開了黑暗真相的一角，不到幾天功夫已經有數十萬閱讀和幾千條留言。

　　同時，帖子也引起了三鹿集團的關注。

　　帖子發(fā)出11天后，三鹿集團用價值2476元的四箱新奶粉作為“封口費”，

　　換得了王遠萍的天涯論壇的賬號和密碼，帖子從此消失。

　　有網友給王遠萍留言問他：樓主為什么不堅持?普通人和英雄就差一小步。

　　王遠萍事后回應說，他當時知道奶粉有問題，但不知道是什么問題，

　　如果知道奶粉里被摻入了三聚氰胺，是說什么都不會同意刪帖的。

　　從一家奶制品小作坊成長為品牌價值近150億的大集團，三鹿用了半個世紀的時間。

　　然而，從一個年銷售額超過百億的企業(yè)走向破產，三鹿只用了不到一年時間。

　　確切的說，從2008年5月，三鹿高層接到產品出現了問題的報告算起，

　　到9月12日三鹿被封，這100多天才是三鹿真正的生死抉擇期。

　　三鹿公關門

　　2008年6月28日，甘肅蘭州解放軍第一醫(yī)院泌尿外科主任張偉

　　收治了一名僅10個月大的腎結石患者。

　　孩子已經輾轉了4家醫(yī)院，3天無法排尿，全身浮腫。

　　之后的幾天里，該科室又陸續(xù)接診了13位相同癥狀的嬰兒患者。

　　張偉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開始組織一些醫(yī)護人員查明此事。

　　在對孩子父母一遍又一遍的詢問之下，醫(yī)護人員注意到了一個細節(jié)。

　　這些患病兒童無一例外都喝著三鹿奶粉。張偉向醫(yī)院緊急匯報了此事。

　　院方向當地主管部門上報的同時，也聯系了甘肅省內以及北京的其他醫(yī)院。

　　結果不少其他醫(yī)院的專家也都重點懷疑是奶粉出現了問題，

　　但苦于沒有直接證據，沒人敢站出來說話。

　　不僅是甘肅和北京，6月中旬以后，

　　湖北、河南、江西等地也陸續(xù)發(fā)現了患腎結石病的嬰幼兒患者。

　　此時，三鹿集團內部也已經亂做了一團。

　　負責技術的副總裁王玉良調查后得知，他們所生成的奶粉中，

　　「非乳蛋白氮」含量嚴重超標。所謂非乳蛋白氮，就是人為添加進去的，

　　不屬于牛奶蛋白質的氮元素。三聚氰胺就是一種非乳蛋白含氮物。

　　王玉良隨機想到，2007年初中國出口到加拿大Menu Foods寵物食品廠的

　　寵物食品原料被發(fā)現含有三聚氰胺，導致大量貓狗寵物死亡，隨后中方緊急召回原料。

　　王玉良猜想他們奶粉中會不會也含有三聚氰胺。

　　2008年7月24日，三鹿集團將16個批次的嬰幼兒系列奶粉秘密送往

　　河北省出入境檢驗檢疫中心檢測。

　　他們當然沒有說，這是自己的產品，僅表示是原料或其他東西。

　　8月1日下午5點，檢測報告出爐：送檢的16個批次的奶粉樣品中，

　　15批次都檢出了三聚氰胺。田文華召集管理層進行了緊急商議，

　　會議由當日下午6點一直開到第二天凌晨4點。

　　然而，這場長達10個小時的會議的結論竟然是：

　　秘密召回有毒奶粉，同時封鎖消息，控制媒體。

　　因為擔心風聲泄露，在三鹿集團內部，三聚氰胺和非乳蛋白氮都成了禁詞，

　　分別用A物質和B物質來代替。

　　召回時，自然不會跟經銷商說是奶粉出了問題，只說要更換產品包裝、搞促銷活動。

　　可不明真相的經銷商們一點也不配合。

　　這就導致發(fā)現質量問題后，毒奶粉仍然在市場上流通。

　　另一邊三鹿董事長田文華指派了副總裁張振嶺處理媒體事務，

　　常務副總裁蔡樹維處理消費者事務。

　　后來一封名為“三鹿公關公司寫給三鹿危機公關的信”在網絡上廣為流傳。

　　據說這封信出自北京濤瀾通略國際廣告有限公司，信中他們給三鹿支了三大昏招。

　　第一，盡一切可能安撫本次事件中的消費者，確保當事人在1至2年內不再提及此事。

　　第二，花300萬余元與百度簽訂廣告投放協議，以享受負面新聞刪除權，控制輿論。

　　第三，以攻為守，搜集行業(yè)內其他競爭對手的負面消息，以備不時之需。

　　可沒想到百度這次居然硬氣了一回。

　　他們大客戶部經理以該提議違反了公司規(guī)定以及信息公正、透明的原則，拒絕和三鹿合作。

　　此時全國各地已經有不少媒體開始報道，嬰幼兒得腎病可能是因為喝了劣質奶粉，

　　但沒有人敢把矛頭直接指向三鹿。

　　2008年8月30日，蘭州解放軍第一醫(yī)院泌尿外科主任張偉

　　在搶救了一名生命垂危的患兒后再也坐不住了，

　　他決定不惜一切代價也要去救孩子們。9月初

　　張偉給《南方周末》報社寫了一封題為

　　《想找一名對結石寶寶事件感興趣的記者》的信，

　　信中張偉說道：這是比曾經的阜陽‘大頭嬰兒’事件更為嚴重的公共安全事件，

　　希望新聞界參與調查，盡快阻止更多的孩子發(fā)生類似的悲劇。

　　在寫這封信之前，張偉的妻子勸他說：你一定會惹大麻煩的，

　　你可能再也當不了醫(yī)生了。張偉說，要是當不了醫(yī)生，我就去醫(yī)院門口擺攤。

　　事實上，《南方周末》此前已經收到過多條類似線索，正在全國多個省份調查三鹿奶粉。

　　張偉后來又找到了《蘭州晨報》爆料。

　　9月8日，《蘭州晨報》發(fā)布了一篇題為“甘肅14名嬰兒同患腎結石，

　　疑因食用同品牌奶粉”的報道。這篇報道迅速被各大新聞網站轉載。

　　9月11日，《東方早報》的調查記者簡光洲發(fā)布文章

　　《甘肅14嬰兒同患腎病，皆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

　　簡光洲記者也是第一個指名道姓說出三鹿名字的。雖然文章之中有一個“疑”字。

　　但人們深知面對如此重量級的企業(yè)，若不是報社有充分的證據，

　　是萬不會暴露“三鹿”名字的。

　　一時間，輿論嘩然，人心惶惶。

　　此前人們早已知道市面上銷售的奶粉可能存在質量問題，

　　但萬萬沒想到有問題的品牌竟然是三鹿。

　　迫于多方壓力，三鹿終于藏不住了。

　　9月11日當晚，他們面對媒體，推卸責任說，是奶源受到了三聚氰胺的污染。

　　要求召回2008年8月7日前出廠的700噸奶粉。

　　諷刺的是，就在9月11日當天早上，三鹿傳媒部長在接受《蘭州晨報》采訪時，

　　還拍著胸口表示：“可以肯定地說，我們所有產品都是沒有問題的。”

　　沒想到，不過幾個小時，這話就被打臉了。

　　另外，根據新西蘭政府的說法，三鹿最大的海外股東新西蘭恒天然公司，

　　從2008年8月初得知奶粉出現問題后，

　　便向中國地方政府官員要求召回三鹿集團生產的所有奶粉，然而地方官員置若罔聞。

　　一個月的交涉無果后，恒天然只好向新西蘭政府和時任總理海倫·克拉克報告。

　　9月5日，海倫·克拉克繞過地方政府，直接一通電話打到了中國國務院。

　　至此，毒奶粉的臭名徹底走出了國門，成了一起國際事件，中央開始嚴查此事。

　　從2004年的阜陽大頭娃娃，到2008年的嬰兒腎結石，三鹿集團始終都沒有明白，

　　「查明真相，尊重事實，及時糾正錯誤」才是危機公關的不二法門。

　　但是話說回來，當時市面上的奶粉中為什么會被加入大量三聚氰胺呢？

　　這還要從奶農-奶站-奶粉生產企業(yè)這條供應鏈開始說起。

　　三聚氰胺

　　我們知道蛋白質是所有生命的基礎物質，是機體細胞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嬰幼兒的成長過程中，如果蛋白質攝入不足，會出現器官發(fā)育遲緩、

　　四肢短小、身體瘦弱、腦袋偏大等癥狀。

　　阜陽大頭娃娃事件就是因為劣質奶粉蛋白質含量嚴重不足所導致的。

　　后來相關部門開始使用「凱氏定氮法」來檢測奶粉中蛋白質的含量。

　　蛋白質由碳（C）、氫（H）、氧（O）、氮（N）、硫（S）五種元素組成，

　　其中硫（S）的比例比較低，只有0.3%~5%。碳C（50%~55%）、

　　氫H（6%~8%）、氧O（19%~24%）元素的比例雖然高，但這些元素實在太常見了。

　　糖和脂肪里到處都是，所以人們一般用氮元素的含量來反推蛋白質的含量。

　　搞清楚了檢測方法，就有人開始鉆空子了。

　　既然你光測氮元素，那我隨便摻點含氮量高的東西，不就能冒充蛋白質了嗎？

　　于是，不法分子就盯上三聚氰胺。三聚氰胺的含氮量高達66%，

　　最重要的是它常見、便宜，白色無味，跟奶粉長得差不多。

　　而且沒有被放進國家標準，不在乳制品的檢測名單里，能輕松蒙混過關。

　　所以三聚氰胺又被叫做“蛋白精”，是乳制品產業(yè)鏈里，不法分子們心照不宣的秘密武器。

　　對于成人來說，三聚氰胺的毒性并不大，攝入人體后，會隨著尿液排出體外。

　　但對于泌尿系統(tǒng)還很脆弱的孩子來說，三聚氰胺就成了莫大的風險。

　　剛才我們說道，田文華成為三鹿的一把手后，首創(chuàng)了“奶牛下鄉(xiāng)，

　　牛奶進城”的經營模式，后來蒙牛、伊利等各大乳品企業(yè)也都紛紛效仿。

　　但缺乏監(jiān)管機制使得奶站幾乎成了一個“三不管”地帶。

　　隨著乳制品市場的不斷擴大，尤其是2007年金豬年，全國有2200萬個豬寶寶出生，

　　對奶粉的需求大幅提高，搶奶現象愈演愈烈。

　　供不應求、加上沒人監(jiān)督，奶源質量隨之失去了保障。

　　不法分子為了提高收入，開始在奶源里兌水。

　　兌水后的牛奶蛋白質含量自然不達標了，怎么辦呢？加三聚氰胺。

　　對于這樣的做法，包括三鹿在內的大批乳品企業(yè)都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因為這不僅大大降低了奶源成本，也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奶源緊張的問題金年會(金子招牌)。

　　當時為了打開農村市場，三鹿把奶粉的零售價格壓到了18元一包（400克）。

　　那些以為買到“物美價廉”奶粉的貧困父母，萬萬沒想到，自己給孩子吃的竟然是“毒藥”！

　　東窗事發(fā)后，三鹿集團只是一味強調奶農、奶站、奶源等外部原因，

　　對公司內部的問題毫無反省、只字不提。

　　就這樣，奶廠說是奶站的問題，奶站說是奶農的問題，奶農又說草有問題，

　　草表示：我是真的無辜??！“每天一斤奶，強壯中國人！”

　　在三鹿等乳品企業(yè)的帶領下變成了“每天一斤奶，結石中國人！”

　　最夸張的是，因為當時國內并沒有關于食品中三聚氰胺含量的檢測標準。

　　2008年8月初，三鹿集團中一個來自新西蘭恒天然公司的郭姓董事拿出了一份

　　歐盟的檢測標準。該標準稱根據體重來衡量，

　　成人每公斤體重每天耐受三聚氰胺的量是0.5毫克。

　　他們就自行推算，認為奶粉中每公斤三聚氰胺含量只要不超過20毫克，

　　嬰幼兒食用后不會出現問題。

　　從2008年8月2日至9月12日，僅僅一個多月的時間里，

　　三鹿集團又繼續(xù)生產了含有三聚氰胺的嬰幼兒奶粉72個批次，總量904.24噸。

　　銷售含有三聚氰胺的嬰幼兒奶粉69個批次，總量813.7噸，銷售金額4756萬元。

　　遲來的審判

　　2008年9月12日，《東方早報》的報道發(fā)布后的第二天，三鹿集團被勒令全面停產。

　　9月13日，國務院啟動了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級響應，成立了專門調查小組，

　　對市面上所有嬰幼兒奶粉進行全面檢查，將不合格的奶粉通通下架。

　　9月16日，國家質檢總局公布檢查結果。受檢的109家企業(yè)，有22家的奶粉都查出了問題。

　　除了三鹿，還蒙牛、伊利、雅士利等多個知名品牌。

　　其中三鹿奶粉中的三聚氰胺含量最高，達到了每公斤2563毫克，

　　其他品牌在每公斤0.09-619毫克之間。

　　離譜的是，根據《濟南時報》的報道，出口的嬰幼兒奶粉中均未發(fā)現三聚氰胺。

　　供應北京奧運會、殘奧會的乳制品也未檢出三聚氰胺。

　　之后，22家責任企業(yè)共籌借資金9億多元，按照死亡、重癥、一般治療三種情況，

　　分別給予患兒以及家屬20萬、3萬、和2000元的一次性賠償。

　　2008年12月31日，三鹿集團前董事長田文華站在了河北省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院的被告席。

　　當時66歲的她，從企業(yè)家的神壇跌落成了讓無數家庭談虎色變的乳業(yè)界罪人。

　　2009年1月22日，田文華因“知毒賣毒”，

　　且沒有阻止毒奶粉的生產和銷售，被判處無期徒刑。

　　三鹿集團前高管王玉良、杭志奇、吳聚生分別被判有期徒刑15年、8年及5年。

　　涉嫌制造和銷售含三聚氰胺奶源的幾名奶農中，

　　張玉軍、高俊杰、耿金平三人被判處了死刑。

　　薛建忠被判無期徒刑，另外還有三名奶農被判了5~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三鹿集團作為被告企業(yè)，因非法生產、銷售偽劣產品，被判處罰款4937萬余元。

　　2009年2月12日，三鹿正式宣告破產。

　　2010年7月6日，聯合國食品標準機構「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做出最新規(guī)定，

　　三聚氰胺在嬰兒配方奶粉中的最高允許含量為每公斤1毫克，

　　在其他食品和動物飼料中的最高允許含量為每公斤2.5毫克。

　　田文華在終審法庭上曾經潸然落淚地說道：“我愿意接受一切法律制裁。”

　　然而，再多的眼淚和懺悔，都不能讓三鹿起死回生了，

　　更無法挽回30萬孩子的生命和健康。

　　后記

　　如今14年過去了，當初勇敢向媒體曝光的泌尿外科主任張偉依然還是醫(yī)生。

　　第一個把矛頭指向三鹿的調查記者簡光洲，2012年8月30日，

　　在社交媒體上留下了這樣一條動態(tài)，離開了東方早報。

　　他說：所有的悲歡，所有的夢想，所有的忍受都是為了當初的那份純真的理想。

　　好吧，我先撤了，兄弟們珍重。

　　而田文華在河北省女子監(jiān)獄服刑期間，先后獲得了三次減刑。

　　第一次在2011年，由無期徒刑被改判為19年監(jiān)禁。

　　第二次2014年，因為在獄中表現良好，被減刑1年9個月。

　　第三次2016年，再次獲得1年半的減刑。如果之后不再減刑，

　　那么最快田文華將在2027年出獄。

　　最可憐的還是那些患病兒童及其家庭。

　　視頻開頭提到的郭利，在2014年刑滿釋放后，依然沒有放棄維權。

　　多方努力下，2015年5月，廣東省高院對這起被民間稱為“三聚氰胺奶粉維權第一案”的案件

　　做出了再審決定，并同時決定由廣東省高院直接提審此案。

　　2016年8月8日，再審開庭時，郭利沒請律師，因為此時的他已經請不起律師了。

　　5年的監(jiān)獄生涯，讓曾經意氣風發(fā)的郭利感到與時代脫節(jié)。

　　一條腿還患上了周圍性神經系統(tǒng)損傷，走路不便。

　　出獄后只能靠低保和殘聯的補貼生活。女兒因為一直由媽媽撫養(yǎng)，也跟他不親了。

　　郭利曾經畫過這樣一幅畫，畫中他牽著女兒走在維權的路上，背后貼著一個牌子，

　　上面寫著：家？無家可歸者。

　　唯一值得慶幸的是，廣東高院再審認為：從本案發(fā)生、發(fā)展的過程來看，

　　不能認定郭利的行為性質超出了民事糾紛的范疇。

　　現有證據不足以證明郭利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

　　也不足以證明郭利實施了敲詐勒索行為。

　　2017年4月7日，郭利被改判無罪，法律終于換了他一個清白。

　　但就像我們開頭所說的，郭利只是無數受害者家庭的冰山一角。

　　曾有媒體回訪當年毒奶粉事件中，最早曝光的患兒，

　　一對來自甘肅岷Mín縣一個貧困之家的孿生兄弟，王鵬和王賀。

　　由于價格便宜，兩個小孩當時足足吃了七箱的三鹿奶粉。

　　經過多次治療后，兩個孩子總算是把腎病治好了，但也留下久久不愈的后遺癥。

　　個頭比同齡孩子要矮很多，飯吃得少，抵抗力差，

　　至今還有尿不盡的毛病，動不動就生病，家里的藥從沒斷過。

　　另一名湖南的患兒任辰，2008年時只有3歲，被確診雙腎多發(fā)性結石，伴隨腎積水。

　　2013年，任辰的病情突然惡化，做了腎透析治療。

　　如今他還是每一周都要去醫(yī)院做透析，平常必須嚴格控制飲食，不能做激烈的運動，

　　不能喝過量的水，否則腎臟會負荷不了。

　　有時候，心情低落的任辰也會忍不住責怪父母，為什么要把我生下來受苦。

　　面對孩子的“質問”，兩個大人心碎了一地，只能默默流淚。

　　在這場食品安全災難中，倒下的還有國人對國產乳制品的信心。

　　時至今日，仍然有不少國民不敢買國產奶。

　　毒奶粉事件應該成為所有食品企業(yè)的一個刻骨銘心的教訓。

　　有一句話，三鹿集團前高管王玉良說的沒錯：產品質量是嬰兒的生命，也是企業(yè)的生命。

　　當一個企業(yè)不把消費者的生命當人命時，企業(yè)的壽命基本也就走到頭了。